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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《2011年世界残障报告》，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%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：即便你幸运地从未病倒优配网，衰老也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阶段——无障碍设施从来就不只是给残障人士专用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需要它。
作者：维舟
封图：图虫创意
多年前，宜家家居曾做过这样一场活动：椅子几乎是成年人齐脖高，很难爬上去，桌子更有两米多高，看起来仿佛都是巨人使用的。为什么要让人体验这个？原来，这是为了让那些为人父母的感受一下，对小孩子来说，家里的桌椅用起来是多么不方便。
在歌手郑智化痛斥深圳机场对待残障人士的做法“没人性”的争论中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一活动。网上群情汹汹地骂郑智化，无非是替深圳机场辩护，认为它做得已经够好了，然而这说到底还是站在健全人的角度，没能代入对方的处境，体会那有多么不适和屈辱。
就像成年人很少会想到自己用惯了的桌椅对小孩子而言意味着什么，健全人的视角也难免存在这样的盲点——因为我们的公共设施基本上都是服务于主流人群的，一般人平日里习以为常，也就无所察觉，如果不是自己堕入那样的境地，很多人根本无从设想国内的无障碍设施用起来多么不方便。
我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，才赫然意识到这一点。以前哪怕提着行李爬楼梯，我也没太在意，但推着婴儿车带娃出行，必须得走无障碍通道，这时候才发现形形色色的怪现状——绕远路还属于小事，难受的是绕远路过去发现无障碍设施根本没法用，有时居然是被锁起来了，又或者要进电梯居然也得上几级台阶。这也罢了，推着婴儿车过马路，哪怕明明是直行绿灯，右转车辆也很少有礼让的，素质更差者甚至开过时还会唾出一句国骂。
有位朋友去年因事故两腿受伤，几个月才痊愈，期间坐轮椅想出去透透气，然后就“深深感受了一下这个城市设施对残疾人的漠视”，他说：“要是没个人在后面推着我，连个人行道都走不成。后来有次心血来潮想走走盲道，结果很悲惨，连路口之间的短距离都走不了，到处是障碍物。都别说腿受伤，就算还健康，搬家时小推车也会遇到各种障碍进不去。”
正如时评人张丰所言，我们生活在一个“强者友好的社会”：社会默认每个人都应该能自己搞定，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设施，对女性、老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士等非主流群体考虑不足，他们要么忍受，要么忍无可忍了抱怨两句，随后又可能被视为“麻烦”和“难伺候”，到头来问题还是没解决。
这个问题之所以常被无视，是因为它恰好落在普通人的盲区：国内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，基本上都是以健全人为标准来建设的，别看也有盲道和无障碍厕所，在现实中往往沦为摆设。也就是说，这样一个设计默认的是服务于主流人群，而那些弱势群体只能尽力去适应。
但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“弱势群体”。比如说身为女性，在医生眼里也可能是“残缺的男性”——男性的身体才是人体的代表。《看不见的女性》一书以详尽的数据和无数例证有力地证明，这种以成年男性为“标准”的做法非常有利于男性优配网，却让女性被迫适应对自己不利的条件。
《看不见的女性》
[英]卡罗琳·克里亚多·佩雷斯| 著
詹涓| 译
新星出版社
2022年8月
在汽车碰撞测试假人实验中，最常见的假人身高1.77米，体重76公斤，明显高于女性平均身高和体重；在医学上，“典型的70公斤人类”这种说法随处可见，超出这个标准的都被视为“非典型”乃至“不正常”的。可想而知，这意味着，汽车碰撞承受的冲撞力、药品剂量都以这样一个男性为标准，但它对女性却极有可能是不适用的。
男性的上半身力量平均比女性高50%，而男女下半身力量平均差距约为25%。当背包按男性上半身力量来设计时，女性负重时就会感到吃力，为了弥补力量差距，就不由自主地缩小步幅、伸长脖子、肩膀前倾，积累下来，会导致肌肉受伤。
这本书取名《看不见的女性》，正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：当成年男性被默认为“标准人类”时，非主流群体必然会被忽视乃至无视。
说起来，何止女性如此？当一个人老去，也会逐渐滑落到社会边缘位置，可能会发现社会变得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难以适应。
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其名著《老年》中旁征博引，指出老年人的问题其实不是老年人自己的问题，而是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。在不同时代的人类社会，人一旦老去，往往就被看作是单纯消耗资源的拖累，被放逐或放弃，甚或被妖魔化为怪物，但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既不是过度的照料，当然也不是恐惧或崇拜，而是有尊严的自主生活。
《老年》
[法]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| 著
孟玉秋|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2025年8月
她因此说：“如果文化是实用而且活生生的，如果文化能让一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产生联结，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完善更新，那么一个人不管到哪个年纪都会是个活跃的有用的公民。如果他没有从童年时起就超级原子化，封闭孤立于其他众多原子之中，如果他积极参与集体生活，这集体生活与个人生活一样日日不可或缺，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感觉被放逐。”
确实如此。当我们以自己为标准，将那些弱势群体一概视作需要加以特殊照顾的另类时，那“感同身受”也就无从谈起了，因为此时，对方说到底只是一个与你处境迥异的他者，哪怕是朝夕相处的亲人都难以体会其处境——想想看，小孩子对桌椅的感受，有多少成年人能体会？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，彼此又难以交流和理解，那么同理心也就失去了根基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弱势群体即便喊破嗓子，也难以撼动那堵横亘在彼此之间的误解之墙，因为只有那些能共情他们处境的人，才能理解、支持他们，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却往往本身就是同为弱者的另一些人。对那些无法共情他们的主流群体来说，他们的愤怒要么显得夸大（“难道真有你们说的那么糟？”），要么嫌他们太情绪化，又或是觉得“这些人也太难伺候了”，到头来，问题没解决，提出问题的人倒是被当成了问题本身。
在科幻电影《第九区》中，一群奇形怪状的外星生物在地球迫降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贫民窟，管理他们的官员威库斯对他们肆意凌辱，毫无同情心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不慎感染了外星人的体液，慢慢地发现自己身体在一点点变化，最终他也变成了外星人的形状，才苦涩地体会到了那种处境是什么滋味。
当然，现实中成年男性不太可能变成女性，但我们都曾是孩子，也会变老，推着婴儿车、生病或腿脚不便时也像残障人士一样需要无障碍通道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《2011年世界残障报告》，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%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：即便你幸运地从未病倒，衰老也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阶段——无障碍设施从来就不只是给残障人士专用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需要它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那些弱势群体其实也是在为我们呐喊，而关怀他人也就是关怀我们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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